姜伯静

　　 最近突然想起了“体罚”这个词，于是顺便把脑海里一些杂七杂八的记忆写了出来，就当给当年补几篇日记吧！
　　 小时候村里是有小学的，是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小学，只是由于人少只好将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记得当时教二、四年级的女老师姓徐，因为脸上有麻子所以被人们私下里称作徐麻子，不过这个称呼没有对徐老师丝毫的不敬。徐老师虽然故去几年了，可徐麻子的大名在我们十里八庄还是家喻户晓的。徐麻子的名气大并非是因为她教书教的多么好（因为二十五六年前没有义务教育之说，农民的孩子能小学毕业就不错了，教的好坏人们也不在乎），而是她对学生很严格，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狠”。教室外边常年有一堆“煤灰渣子”（很尖很硬很大块的那种），每当有孩子逃学不好好上课或者打架的时候她就让孩子脱掉鞋（冬天除外）光着脚站在“煤灰渣子”上受罚。村里三十岁至四十岁那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没受过这种惩罚的，可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听谁说过徐麻子一个“不”字，有时人们还会拿这个开玩笑，颇有一种没被徐麻子罚过就不是男人的味道。不过，徐老师前几年故去了，村里的小学也早撤并了，村里的孩子们要到邻村去上小学，村里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男人脑海里只剩下那堆“煤灰渣子”，还有那种踩在上面有如“足疗”的感觉。
     忘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教完二、四教一、三的轮换制吧，这位徐麻子老师没有教过我，上面的故事只能算眼见和耳闻。
　　 后来我上了五年级，离开了本村，后来又上初中、高中，到了镇中，村里上高中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儿时的玩伴儿都干农活或者做工去了，我个子长的又矮（晚长儿，现在一米七五了），只好在高中住校。由于经济条件不好，我们农村孩子上高中的不多，每个年级只有两轨，不到一百人，住校的有一半吧。高中的校长姓候，主任姓于，校长当时只有三十岁，是全县最年轻的校长，刚上任，以管理严厉著称。我们这些农村的男孩子们在外住校的调皮是可想而知的，晚上熄灯以后经常不好好睡觉玩耍打闹，所以候校长和于主任晚上查宿要查到半夜才回去睡觉 。有时晚上不睡觉捣乱被捉住了会被两位领导叫出去，哈哈，我们这些男孩子经常在冬天半夜穿着裤头被叫出去，候校长或者于主任会踹我们几脚，从屁股上。后来我们学聪明了，穿着棉裤出去，校长踹不动了，就拿指头粗的棍子打我们的屁股。如果犯错的次数多了，就会被勒令跑家走读一周做为惩罚，于是有几个哥们就轮着跑家一周，刚开始累的嘘嘘喘，后来身子骨竟然壮了，我的个子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窜的。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很好玩儿，真的。那时我们的作业也不咋多，可现在数数，没有几个在家里种地的。前年看到了于主任，他头发都白了，退休了，竟然还认得我。而候校长的境遇则不佳，因为处理学生和一个很有地位的学生家长发生冲突，打起了官司，刚开始候校长赢了，谁知那学生家长负气喝农药自杀、以命相搏，候校长因为与自己并无太大关系的人命案被处理了。不知候校长现在如何。
    唉，想起了这么多，不禁有些伤感。看新闻听闻现在有很多人因为体罚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默默的为逝者祈祷天国之路平安的同时，我很想问一句：我们的教育退步了还是进步了呢？